2024年3月24日下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萍教授应邀来我院讲学，讲学主题是“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基于中国现代化史的哲学思考”。报告会在百熙楼1010会议室举行，由我院党委书记阮东彪主持，我院部分教师及研究生聆听报告。
何教授首先讲述了研究现代化的普遍性的理论意义。何教授认为，现代化的普遍性是现代化的本质，我们今天研究现代化的普遍性，旨在探究21世纪世界历史的底层逻辑。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考察现代化的普遍性，说明现代化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不断变化的。历史地看，现代化的普遍性是由资产阶级创造的，但它绝不为资产阶级所独有，19世纪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不断壮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主义现代化崛起，打破了单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格局，使现代化的普遍性中融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品格；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世界各国创造自己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机遇，从而形成了现代化的偶然性机制，从这时开始，现代化的普遍性是通过多元的、非线性的现代化模式呈现出来的。现代化的普遍性的这一具体性在中国的现代化史中得到了典型的表现。
何教授分析了中国现代化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重新审视鸦片战争，其实质是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中国被动开启现代化历程，但这是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是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化。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场革命将带来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说明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她的现代化的普遍性是在解决世界危机中获得的。第二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先进人士开始自觉运用世界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念来思考中国问题，开启了中国革命的现代化，要用世界的先进文化使中国走出文化危机，体现了开放性的普遍性。第三种是中国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打破了在此之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元对立的现代化模式，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西方学者关注中国模式，看到了中国道路对于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积极意义，使得中国现代化的普遍性再次得到论证。
何教授的讲座精彩纷呈，胜意迭现，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普遍性的历史逻辑与理论依据。报告结束，师生就现代性的文化内涵、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等问题请教何教授，何教授耐心回答，深入探讨交流。
主持人阮东彪总结指出，何教授学养深厚，学贯中西，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高端学术盛宴，既有哲学思辨，揭示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指导意义，又有方法论的指引，史论结合，中西贯通，逻辑严密。同时何教授的讲座亦是思政课的典范，把道理讲透讲活，有理论深度，有实践厚度，更有思想温度。
何教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研究专家，是国际罗莎·卢森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列宁思想研究会副会长。
（一审：刘永红；二审：陈明；三审：阮东彪）
